最好的紀念
作者:趙佳月
從復旦圖書館館長任上卸任的葛劍雄，近年來“散書童子”般地將他在三地的藏書陸續捐出。
初中時，葛劍雄有了學生證，第一次走進上海圖書館。夏日里，葛劍雄坐在圖書館的水泥臺階上，面對遠處的公園，讀幾頁書，“真是一種享受！”他也曾經如博爾赫斯般，“心里一直在暗暗設想，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”。
這幾年，他卻想通了一件事：用不著留存這么多書了。“何必等到要死了，再由人家來處理呢？”
葛劍雄與美國人類學家施堅雅素有交往。施堅雅在被醫生診斷出得了癌癥后，問時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葛劍雄，是否愿意接受他的藏書。葛劍雄覺得榮幸之至。
施堅雅將他的中文書捐給了美國華盛頓大學，西文書則全數捐給復旦大學。他去世后，葛劍雄到美國裝回了一百多箱的書。為了表示紀念，葛劍雄向施堅雅的妻子要了一張施堅雅的照片和簡歷，準備設立施堅雅文庫，將其所捐的書都放入其中。
施堅雅的妻子不高興了。她跟葛劍雄說：“你們紀念他，我很高興，但為什么要把他的書當成紀念品一樣擺放呢？他的書應該打散，跟普通書一樣放在最容易讀到的地方，供大家閱讀，這才是對他最好的紀念。”
葛劍雄對此觸動極深，他反思：捐書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是為了讓大家讀書，還是為自己樹碑立傳？
隨后幾年，他將家中不用的書和有電子替代版的書，陸續送到了圖書館。
圖書館是大多數人獲得知識的工具，是少數人的天堂。在他的理想中，一個閱讀氛圍好的社會是：大多數人有時間讀“無用”的書。
讀托福、成功學的書在葛劍雄眼中不算讀書，“這是為了考試和求職”。日本人在早班火車上看的是連環畫報，離開后，垃圾桶里就扔了一大片。“一個社會可以隨心所欲、沒有壓力地做點事，包括讀書，甚至釣魚，這才是真正自由、良性的社會。我們現在動不動要比賽、要升職，還是在初級階段。”
